这首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年代的证据。

九十年代有一种特定的”高兴”，它的表达方式是固定的：铜管乐器要吹起来，节奏要推上去，歌手要笑，舞台上的伴舞要整齐地动，观众的掌声要在某一个点上同时响起来。你不能在这种歌里忧伤。它不给你忧伤的空间。它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把你按进一种庆典的气氛里，你只能跟着晃，跟着拍手，跟着觉得”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”。

解晓东是那个年代最会唱这种歌的人。他的声音不是那种深沉的艺术嗓，也不是摇滚式的嘶吼，而是一种干净的、明亮的、带有晚会感的男声。他不像是在表演，更像是在替你高兴。你在台下听着，会觉得这份高兴是可以共享的——一个人的高兴和一群人的高兴，在这首歌里被折叠在了一起。

这种歌后来很少再出现了。

不是没有快乐的歌了，而是那种”集体性的、不加解释的快乐”失去了存在的土壤。后来的快乐更个人化——买到了喜欢的东西，遇到了喜欢的人，完成了一个目标——但很少再有一首歌会直接宣布”今儿个高兴”，不需要理由，不需要铺垫，高兴本身就是意义。九十年代是这种表达方式的最后一段黄金期。再往后，人们越来越需要为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具体的理由，光说”我高兴”已经不够了。

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，我都会想起一种特定的画面：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，灯光亮得晃眼，主持人刚报完幕，音乐已经迫不及待地响起来了。解晓东从侧台走出来，笑着，抬手，第一句歌词出口的瞬间，电视机前所有人都知道：接下来这三分钟，什么都不用想，高兴就行了。